cailai-cailai

陈志强在街东头开五金店，卷尺、合页、水龙头、水泥钉，什么都卖。他白天穿一件蓝布褂子，晚上来上网也还是那件，指甲缝里总带着点洗不掉的黑。

他每晚八点整到，坐 03 号机。03 号机靠窗，靠的是朝街那面窗。冬天那扇窗关不严，坐久了肩上有风；夏天有风吹着反倒舒服。别人愿意坐中间那几排，他只要这一台，来了先看一眼，要是有人坐着，他就在旁边站着等，也不说话。

他上网只做一件事：开 OICQ，跟一个人说话。

两个人从来不语音，从来不视频。他打字不快，两三个字一顿，像是边干活边聊——想到一句打一句，中间能停五六分钟，抽半根烟，再接着打。屏幕那边的头像一直亮着，是绿的，从来不灰。

他腰上挂着一个 BP 机，摩托罗拉的，数字机。他上网之前会把 BP 机摘下来，放在机箱上，跟烟盒摆一块儿。三月那阵子，他那台 BP 机响得比平时勤——有的是订货的，有的是送水的，也有别的人。他每次响都拿起来看一眼，看完要是数字开头是 127，他就会停半分钟，不说话，然后接着打字。

我们县城的传呼台是 127 开头。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我给不知道多少人代呼过。

他每晚十点整结账。二十点到二十二点，两个小时，四块钱。他每天在我这儿放下一张五块的，我找他一块。

这样过了快两个月，都是准的。

三月上旬，他开始晚了。

第一次超了十分钟。第二次超了半小时。第三次是三月八号，他坐到十点五十。

我们店有条规矩，超十分钟要提醒一次——这条规矩不是我们定的，是老板定的，他怕客人赖账，实际上我们店从来没为几分钟的账跟人红过脸。但规矩就是规矩，前两次我都上去了，站在他背后说一句：陈哥，十点了。

他每次都说同一句：不好意思，马上。

马上。他这么说了两次，两次都又坐了四十分钟。

三月八号那天，我没上去。

那天晚上九点多，我下楼去买烟。我们楼下是粮油店，粮油店门口有两级台阶，台阶上没灯。我买完烟回来，看见台阶上站着一个人。

一个女的，四十上下，穿一件深色的外套，双手揣在兜里。她不上楼，也不走，就站在那儿，看着我们这个楼梯口。

那天晚上还挺冷，她站了得有半个钟头。

我在店里上楼的时候又往窗外看了一眼。她还在。后来我十一点去关窗，台阶上没人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她没来。第三天也没来。

这事情我跟谁都没说。

但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在本子上动手脚。

我们店是手写登记本。客人上机的时候我写一行：时间、机位、名字、押金。下机的时候再补：下机时间、应收多少、实收多少。这栏是我一个人写的，老板月底只翻总数，他不看单行。

原来这一行是这样写的：

20:00 上机　03 号机　陈志强　押金 10 元
22:21 下机　应收 5.00 元　实收 5.00 元

从三月中旬起，这一行变成了这样：

20:00 上机　03 号机　陈志强　押金 10 元
22:00 下机　应收 4.00 元　实收 4.00 元

我们店的规矩是：两小时四块，超时不到半个钟头按半个钟头算，加一块。他十点二十一分走，该收五块，他每天放下一张五块的，正好。

我把下机时间写成十点整，就变成两个整小时、四块钱。缺的那一块，我自己从兜里掏出来，跟当天的钱一起放进铁盒。

我不图什么，我就是想让他看本子的时候，那一行看起来是准点的。

他到底几点走，只有我和那台机子知道。

从三月中旬补到五月底，我一共往那个铁盒里补了七十一块。这个数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会儿我一个月四百，七十一块够我买三条烟。

四月底出事。

那天是四月二十六号。他坐到十点二十一分，没动。

十点二十五，没动。十点四十，我站起来了。

我走过去，站在他背后，不到半米。他那台机子在窗边，屏幕是侧对着我的，我能看见屏幕上那个对话框，白底黑字，最后一行没有落款。

我说：陈哥，十点二十一分了。

他没回头。

他说：知道。

我没走。我就那么站在他背后。窗外头是街，街上的路灯那天坏了一盏，往下看是黑的——粮油店门口那两级台阶也是黑的。

他抽了半根烟，烟灰掉在键盘上。这是我们店最忌讳的事，谁掉烟灰我都得说一句，那天我没说。

过了大概一分钟，他把烟摁在铁盒罐头做的烟灰缸里，按了关机键。站起来的时候，他把键盘掀起来，对着上面吹了一口气，把烟灰吹干净了。他平时从来不管这个。

他把鼠标摆正，把椅子推回桌下，说了两个字：谢谢。

然后下楼走了。

从那天起，他又回到了十点二十一分。一天不差，一分不差。

五月初，他老婆来了。

那天是个下午，三点多，她直接上到二楼来的——她不是第一次来，但这是第一次上楼。她站在楼梯口，手扶着扶手，没往里走。楼梯口能看见全场，看不清谁的屏幕。

她问我：他是不是天天在你这儿。

我说：他天天来。

她说：几点走？

我说：十点二十一分，每天都一样。

她看了我两秒，点点头，下楼了。

我说的是实话。每一个时间点我说得都很准。四月底那天他十点二十一分起的，是他自己起的；五月初到现在，他每天都是这个点走的。

我一个字都没骗她。

我也一个字都没告诉她——关于他那两个月里从来没在十点二十一分之前走过，是因为我每一天都替他把本子上的账往回抹了二十一分钟。

六月，他来的次数少了。

有时候一星期两次，有时候一次。他人也变了，进门的时候不再看那台机子有没有人，就直接坐下，开 OICQ，打十几分钟字，十点二十一分结账走人。

七月的一天，我路过街东头。他的五金店拉了一半的卷帘门，门口摆着几只纸箱，纸箱上写着“处理”两个字，用的是那种记号笔。他不在门口，里面有个女人在收东西。

后来我知道他店盘出去了。

八月十五号前后，他老婆又来了一趟。

还是三点多，还是楼梯口那个位置。她手里拎着一兜菜，看得出是刚买完回来的。

她问我：他后来都是十点二十一分走的？

我说：是。

她说：那就好。

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平，说完就下楼了。

那天晚上打烊，我把 03 号机那把椅子从桌子下面拖出来，把靠背往上调了一格。

那把椅子是七月里我从库房搬出来的，塑料的，靠背能调。他在这台机子上坐了半年，一直坐的是原来那把硬木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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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备注】
03 号机，靠窗那台，晚上风大。
那把椅子的靠背我往上调了一格，坐着能舒服点。
另外，柜台铁盒里多出来的七十一块是我补的，不是账算错了。
——这个就当我没说。

2000 年 9 月 21 号，我第一天上班。

早上八点五十，我站在粮油店门口往上看。粮油店一层是麻袋和铁皮油桶，门口堆着两摞面粉，最上面那袋撕了个角，漏出来的粉在地上被踩成了一个白脚印。粮油店的东侧是楼梯，水泥的，十三级，栏杆上刷的绿漆掉了一半。从楼下往上看，二楼那排窗户拉着窗帘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我们店在二楼。整个二楼一百四十来平，摆二十二台电脑，编号 01 到 22。

编号的规矩是老板定的：从楼梯口往里，横着三排，头一排靠窗，最后一排挨着库房。01 号机就在楼梯口正对面，老板说这个位置必须坐人——收钱的地方要能看见全场。

我第一次上楼的时候，二十二台机摆得整整齐齐，米白色的机箱，十五寸的 CRT，屏幕上都还蒙着出厂的塑料膜。老板让我开机试，我开了二十一台，到 03 号机的时候，按了电源，风扇转了，屏幕不亮。

我按了两遍，还是不亮。老板从后面过来，蹲下去看了看，抬手在机箱侧面拍了一下。

屏幕亮了。

他站起来说：重启一下就好了。

这句话我后来听了三年。老板不懂电脑，他连通关机都是我教的，但他敢拍机箱——拍一下，说重启一下就好了，居然有一半时候真能好。他这辈子靠这句话混了三年，没失手过。

03 号机就归我了。这台机子后来一直有毛病，天热的时候显卡风扇响，坐久了能听见嗡嗡声。这是后话。

分工是这么定的：我值全天的班，白天收钱开机，晚上睡店里；老板白天来两个钟头数钱、拿流水，剩下的时间他在外面跑——进货、跑工商、认识人。月薪四百，管一顿中午饭，睡机房的行军床。

我那天上午干的活不多。老板给我两件事：一是把二楼靠窗那排的窗帘换成深色的，二是把一块”网吧”的牌子挂到楼下。

换窗帘是因为反光，客人老说看不清屏幕。牌子我去楼下看了看，那时候楼梯口什么都没有，一块牌子都没有，光秃秃的水泥墙。老板说他找木匠做一块，先不钉。

买钉子的事就落在我头上。他给了我十块钱，说，去五金店，买盒钉子，剩下的钱买包烟。

我从店门口往东走，把那条街从头到尾走了一遍。

我们楼下的这条街叫解放路，是县城的主街，总共一百来米。路是水泥的，中间有几个坑，是去年修水管挖开没填平的。顺着街往东：粮油店、一家卖香肥皂和洗衣粉的日杂店、五金店（那家五金店的门是卷帘的，我去的时候还没开，卷闸上有个铁锁）、理发店（玻璃门上贴着”烫染拉直”）、邮局，邮局门口有个绿色的邮箱，漆掉得只剩半边。再往东是一家录像厅，门口挂着两块布帘，一直垂到地上。

录像厅对面是县电影院。电影院的台阶有五层，玻璃门上的海报褪成了浅色，我认了半天才认出来是《大腕》。电影院当时已经不怎么放电影了，一星期放两场，其余时间租给别人办展销。

顺着街往西，是修车摊。老杨的摊子摆在路口，一块破帆布上摆着内胎、扳手、补胎胶。我们这个店后来的三年，所有的”有人来查了”，都是老杨喊的一嗓子。

县城中学在街北头，走路两站路，二十分钟。

我们店的后面是一条巷子，巷子里堆着煤球和自行车。巷子尽头是我们那扇后门——铁皮的，本来是消防通道，白天锁着。那年头我还不知道那扇门后来意味着什么。

买不了钉子我就往回走。就这么一百来米的街，我走了不到十分钟。

那十分钟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：这条街上没有一家店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。

2000 年，我们县城上网的地方只有两处。一处在电信局，叫”信息港”，大厅里摆八台机，一小时五块钱，只能看网页，不能聊天；另一处是邮局对面那家，比我们早开半年，八台机，老板是从市里下来的。我们店一开，就是全县第二家、机器最多的一家。

2 块一小时是老板定的价。他定的这个价，比电信局便宜三块，比邮局对面那家贵五毛。他说，便宜了不显好，贵了没人来。

“上网”这两个字，那年头在解放路上没人听得懂。那天后来有人上楼，问过三个问题：能不能打游戏，能不能打电话，一小时多少钱。

我那时候十九岁。

前一年我高考差了六十分。我们家在县城西边的棉纺厂家属院，我爸在棉纺厂，我妈原来在供销社，供销社散得早，她就在家。家属院的楼是七十年代盖的，五层，公用厕所，走廊里晾满衣服。

我会电脑这件事，说起来挺不像话——高二那年县中机房开放，一天只许进两个班，我摸过一次，那是我第一次按到鼠标；后来我一个表哥结婚，他家里有一台电脑，我在他那儿打过红警；再后来我从书报亭买了一本《电脑报》的合订本，三十二块，厚的跟砖头一样，我翻了一个暑假。装系统我就是从这本书上学的，也就学到能装的份上，别的不会。

招工纸是老板贴在粮油店门口的，红纸上写着”招收银员两名，会电脑优先”。我去的时候他问我，会不会装系统。我说会。

其实我只会重装。

他说行，明天来上班。

第一天上班，我干了半天的活。到中午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

下午两点多，上来一个穿校服的男孩，探头往里看了一眼，问我：能打红警吗。我说能。他说：有钱吗。

我说：两块钱一小时。

他愣了一下，说：我妈给我的钱是买作业本的。

他走了。

下午四点多，又来一个人，五十来岁，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，问：你们这儿能打电话不。我说不能。他说：那算了。

然后就到了傍晚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五点四十，上来一个中年男人。

他四十来岁，裤脚卷到小腿，脚上是解放鞋，鞋帮上沾着湿泥。他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，袋子里是两斤肉。

他站在门口，没往里走，问了一句：你这儿能查东西不能。

我说：能，查什么。

他说：肉价。

他把塑料袋往柜台上一放，说：我买的猪肉，三块二一斤。我媳妇说菜市场西头卖三块，说我没问价。我就想查查。

我说：这个真查不着，网上是大地方的价格。

他说：查查试试。

我给他开了 15 号机。15 号在最里面那排，靠墙。他不会用鼠标——他拿起来在半空里晃，屏幕上的箭头不动。我教他把手放下来按在桌面上推，试了三四次，推得屏幕上的箭头满屏跑。

我说：轻点。

他说：这玩意儿滑。

我教他打字。他不会拼音，是那种认得字但拼不出的。拼音表我给他写在纸上，他照着一个个找，找了十分钟，打出两个字：猪肉。

我在搜索框里给他补了一个空格，又给他打了”价格”两个字，回车。

出来一屏，全是别处的价钱，上海的、广州的、还有一篇讲什么”生猪收购价格”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，看了很久。中间我给他倒了半杯水，他说不用，他手上有油。

看到一半他问我：这个是不是人家大城市的价格。

我说：是。

他说：那咱这儿的呢。

我说：咱这儿没有。

他没说话，接着看。六点五十，他把手从鼠标上拿下来，说：行了。

我说：怎么样。

他站起来，把那袋肉拎起来，说：跟咱这儿不一样啊。

就这一句。

他摸了半天兜，掏出一张一块的和两个五毛的，叠在一起放在柜台上，说：够不够。

我说：够。

他下去了。走到楼梯口还回头看了一眼店里，看了一眼那排亮着的、蓝白色的屏幕。

那天晚上十一点，老板上来数钱。他打开铁盒，里头就那两块钱。

他数了两遍，问我：就这些？

我说：就这些。

他把钱捏在手里搓了搓，说：今天还行。

那是我们开业第一天。

那天晚上我睡在机房。行军床是老板从家里搬来的，铁架子的，一躺下就响。我睡不着，坐起来把登记本翻出来。

本子是新的，牛皮纸封面，两百页，是老板从文具店买的。第一张纸很硬，写的时候得用手按住。

我把白天那几行都补上了——几点开的门，几点来的客人，几号机，收多少钱。补到最后，是傍晚那个人。

我拿着笔坐了一会儿。

我没有问他的名字。

我教了他二十分钟的鼠标，给他倒了半杯水，跟他讲了什么是搜索引擎，可我没问他叫什么。到写的时候我才发现，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。

我在”登记名”那一栏画了一个问号。

三年里，只有那一行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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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备注】
01 号机，键盘和鼠标正常，屏幕正常。
15 号机那行是当天夜里补记的，登记名那一栏是个问号。
登记本一共两百页，第一行就是它。